歷史有很多巧合，每個巧合總給人留下很多話題。盛唐之詩，李白與杜甫堪稱代表，他們二人交誼甚篤，相互以詩奉贈，留下了千古佳話。說到盛唐氣象，杜甫與顏真卿也是同樣繞不過的兩個人物，一個以詩驚人，一個則以書法傳世。
顏真卿出生于公元709年，比杜甫大三歲，他們的青少年時代正逢開元盛世。顏真卿三歲喪父，靠母親和舅父撫養(yǎng);杜甫幼而喪母，父親在外任小官，從小寄居洛陽，靠姑母撫養(yǎng)。二人幼時失去親人，缺少關(guān)愛，心靈受到創(chuàng)傷。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他們肯定比幸福的孩子早熟，而且自立自強，考取功名的心態(tài)更為急切。況且二人家庭缺少支柱，可能為了保護自己或贏得別人的重視，所以多次在詩詞或碑文中提及他們曾經(jīng)顯赫的家世，更重要的是二人也同時鑄就了孤傲的性格，這為后來的擦肩而過埋下了伏筆。當時的大唐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國力強盛，百姓安定。顏真卿長在首都長安，杜甫則寄居?xùn)|都洛陽，兩個城市都是大都市。在大都市尤其是文化大都市成長，眼光自然與眾不同，氣概自然不同凡響，因此他們二人后來創(chuàng)作的書法和詩詞分別代表了那個時代，這與幼時的成長經(jīng)歷不無關(guān)系。
顏真卿十三歲(721)因舅父去世，去蘇州投靠外祖父，開始南下游歷，五十年之后重游故地，仍然作詩不忘舊境：“中嶺分雙樹，回巒絕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杜甫在二十歲(731)因探訪姑父叔父，也開始漫游吳越，第一站便是顏真卿到達過的蘇州，晚年也作詩回憶吳越之行：“越女天下白，鑒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南北差別不是短時間旅游能夠感受到的，只有長時間切身經(jīng)歷了才深有體會。北的厚重，南的清柔;北的粗獷，南的溫雅;北的淳樸，南的世俗……感受到南北差別對人來說肯定是一次洗禮，因為那是文化的新世界，這為后來二人的詩風(fēng)和書風(fēng)奠定了基礎(chǔ)，在雄壯厚重之余補充了十足的細膩輕柔。他們在科舉之前的經(jīng)歷竟如此相似，令人驚訝。
正在杜甫忘情吳越的時候，二十五歲(733)的顏真卿返回長安并通過了國子監(jiān)考試，第二年(734)參加尚書省考試，登甲科及進士第，賞識他的人是孫逖，后來顏真卿以門生自稱。下一年，二十四歲的杜甫也返回洛陽參加進士科考，不第，主考人正是賞識顏真卿的座主孫逖，可能這件命運攸關(guān)的大事在杜甫的心中產(chǎn)生了陰影和不滿，杜甫與顏真卿因為同一個主考的賞識與不賞識從而成為不同線路上的兩人，他們的政治歸屬或許有了不同，朝廷內(nèi)外的身份亦有差別，這也成為了二人遇而不識的客觀原因之一。從此以后，他們倆的命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差異，走向了同一個開始的不同結(jié)局。及第后的顏真卿在身份等同的進士中廣泛交游，參加宴會，拜見宰相，顯然春風(fēng)得意;而落第后的杜甫北游齊趙，結(jié)交的卻是蘇預(yù)、李白、高適等一些懷才不遇的失意文人。此后的顏真卿任校書郎，又經(jīng)座主孫逖做媒，與大家族韋家結(jié)親，從此也為其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礎(chǔ)，后來任縣尉，遷監(jiān)察御史，性格剛直，恪盡職守，不畏權(quán)貴，敢于斗爭，但也不善變通，眼里容不了有悖皇權(quán)禮儀的半點沙子，成了朝綱的忠實維護者，也因為這種個性受到了排擠，被貶平原太守。而杜甫則在齊趙期間登泰山上東蒙，呼鷹逐兔，馳騁游獵。
安史之亂前，二人擁有共同的朋友：高適和岑參。杜甫與高適齊趙相識，后在梁宋相知，在成都時曾經(jīng)互訪，又成至交;天寶十年(751)杜甫與岑參兄弟同游渼陂，第二年與高適和岑參等人同游慈恩寺，安史亂前想看望岑參卻因天氣未成行而寄詩表思念，之后又舉薦岑參，二人亦乃深交。而此前顏真卿與高適早年即有交往，常以詩詞奉答，后來為高自編詩集作序，出守平原第二年收到高祝賀政績的詩;顏真卿與岑參也結(jié)有深厚友誼，出使隴西時，岑作詩相送，出守平原時，岑亦作詩相贈，稱顏為兄并給予厚望?？梢韵胍?，他們隔著共同的朋友，而且在顏真卿出守平原前與杜甫同在長安，那么肯定互有所聞，可唯獨沒有交往，一則顏真卿官位并不高，難以給杜甫實現(xiàn)理想的空間，杜甫當然無意主動巴結(jié)顏;二則顏真卿并沒有引人注目的文才，未免被自負才華滿腹的杜甫瞧不起;三則顏真卿身居廟堂，有更多的優(yōu)越感，自然無意與無功無業(yè)的杜甫扯上關(guān)系，早期的顏真卿并非性情中人，是盛唐氣象和顏家儒風(fēng)培養(yǎng)出來的儒家子弟。這些便成了他們二人交往的心理障礙。還有一個問題，杜甫可能因為朋友高適在河西節(jié)度使哥舒翰幕府任職，他于天寶十一年(752)獻詩干謁哥舒翰，顯然寄希望于得到哥的引薦;而顏真卿在天寶八年(749)任殿中侍御史時曾彈劾哥舒翰上朝時倨功自傲、喧嘩無度造成隔閡，二人對同一地方大員的不同態(tài)度，也為二人的交往造成了屏障，成為了二人遇而不識的原因之一。
就在這些平靜的歲月中，他們都艱苦地在各自的路上奔波著，不知不覺便熬到了安史之亂(755)，此時的顏真卿四十七歲，杜甫四十四歲。
亂世出英雄，也許正是安史之亂成就了杜顏二人，成全了杜的詩史，成全了顏的忠烈。和平年代成全順士，戰(zhàn)爭年代成全斗士。和平年代冤枉斗士，戰(zhàn)爭年代埋沒順士。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杜甫可能依然是蜷居長安，奉諂獻媚，詩酒訟苦的失意文人;而顏可能淪落為橫招排擠，漸離行政，本分無為的庸官。在動亂中，他們二人分別成了斗士，僅僅是表現(xiàn)方式不同而已。一個是對外兵馬相接，一個是心靈孤苦掙扎，二人成了兩極，而最終卻殊途同“歸”。
安史之亂中的顏真卿失去了多數(shù)至親，也與兒子顏顧分散;而杜甫則被叛軍所俘，離妻別子，小兒子又餓死家中。兩人歷經(jīng)了人世間的悲苦，經(jīng)歷著亂世的磨難，應(yīng)該說他們二人更有共同的語言，有更多交往的理由，而事實卻與我們期待的不同。在動亂中，顏真卿據(jù)守平原敵后抗爭，艱難折回長安后被封為憲部(即刑部)尚書，為緊接著的杜顏相遇創(chuàng)造了條件。杜甫則東奔西逃，只身“麻鞋見天子”，終于被封了從八品的左拾遺。而此刻在鳳翔，二人同時卷入了房琯事件。杜甫布衣之交房琯因?qū)m廷之爭被人誣陷而罷相，杜甫則不顧措辭近于迂誕上書肅宗搭救房琯，為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會面鋪就了道路，而會面卻令人尷尬和痛心不已。顏真卿作為三司之一的憲部代表與韋陟等三人作為主審法官審問杜甫，差點讓杜甫掉了性命。在審問過程中，杜顏二人一個是囚徒命在旦夕，一個則是法官大權(quán)在握，審判過程不得而知。從文獻可以看出，顏真卿既沒有反對審判杜甫，也沒有上書釋放杜甫，更沒有對杜甫添名加罪，似無所表示?？梢韵胍姡佌媲涿鎸ψ约号笥训呐笥?，面對小官杜甫敢于直書上諫解救賢相時的忠誠，面對杜甫不顧一切解救朋友時的真誠，內(nèi)心不可能沒有掙扎，也許通過再三權(quán)衡杜甫與個人利益，再三權(quán)衡杜甫事件的涉及面與自身利益的關(guān)系，加之顏真卿一生對皇帝唯謹唯慎，而杜甫措辭嚴厲與皇帝抗爭的態(tài)度也許并不為顏真卿所贊同，所以顏真卿做出的決定乃利益與個性使然，理所當然。與顏態(tài)度不同的是，御史大夫韋陟卻冒死上書解救杜甫，加之曾被顏真卿保薦入朝位至宰相的張鎬奮不顧身疏救，杜甫才幸免一死。此刻韋御史和張宰相的義勇之舉給杜甫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從杜甫后期對恩人的懷念詩詞中可見一斑)，而顏真卿的無為表現(xiàn)與杜甫的艱難赦免，可能給杜甫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兩人即使見面也會萬分尷尬，自然不會有所交往，更不會贈詩互頌。
此后二人輾轉(zhuǎn)各地，更沒有見面的機會。當顏真卿東出都門，轉(zhuǎn)貶南方的時候，也是他歷經(jīng)萬難之后才有較少的掛礙和較多的空閑，他的藝術(shù)觀開始走向獨立，書法開始走向成熟，大量的代表作才因此問世，而此時創(chuàng)作于江浙的作品，遠在巴渝的杜甫自然無法見到，杜甫對后期顏真卿書法當然是無從了解，沒有題詩自有道理。而杜甫也是飽經(jīng)磨難淡出政治之后，在入蜀之前直接或間接接觸到了李邕、賀知章、張旭、鄭虔等著名藝人及其書跡，之后又接觸蜀中書畫名家，促使其逐步走向了審美的獨立。杜甫顯然受到了初唐太宗提倡的王羲之書風(fēng)的影響，雖然在文學(xué)上多次強調(diào) “轉(zhuǎn)益多師”，但對于書法他則提出了“書貴瘦硬”的舊的美學(xué)原則;而顏真卿則繼承顏氏家學(xué)，廣泛吸收碑版、寫經(jīng)以及篆籀筆法，正如他自己所說：“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在顏氏“慎勿以書自命”的家法傳統(tǒng)中，顏真卿當然不會過分注重書法對于自身的價值，尤其加之當時的玄宗偏愛隸書，社會出現(xiàn)復(fù)興八分思潮對顏的影響肯定甚有關(guān)系，顏真卿書法在大歷之前字字勻穩(wěn)，恰如書判寫牘之書，十分大眾化，毫無創(chuàng)新意識，被認為毫無生氣、俗不可耐，顯然與杜甫“瘦硬”的書法美學(xué)觀格格不入。雖然杜甫多次憂慮“八分蓋憔悴”，受時俗影響亦提倡篆籀復(fù)興，但也是“漁舟唱晚”，無力回天，更無法接受盛唐書風(fēng)“尚肥”的現(xiàn)實，自然對顏真卿書法也同樣無法接受。二人在藝術(shù)審美上的分道揚鑣成了主觀原因之一，因此擦肩而過自在情理之中。值得留意的是，杜甫當時對諸多書法名家的題詩出于何種動機和目的，自然也在與顏真卿擦肩而過的原因之列。
杜顏二人生在同時，都歷經(jīng)劫難，加之文才橫溢，共朋同友，二人成為友人的機會亦多，可能僅僅因為政治、身份、個性、審美觀的差別而使兩位后人心中的巨人擦肩而過，著實令人遺憾，遺憾之事只好假設(shè)：如果杜甫健在，繼續(xù)沿江東下再次登陸吳越，他是否參加顏真卿在長江下游組織的多次著名詩會，二人是否會惺惺相惜，是否會相逢笑言風(fēng)煙往事，是否會舉樽對飲聯(lián)句賦詩……這僅僅是后人的多情罷了。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于郡門內(nèi)，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余人。其一立于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藩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于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jīng)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赍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后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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