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價值觀年輕的“非遺”承載之重
文匯報記者 袁祺
題記
中國這個古老而年輕的國家，在經(jīng)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后，如今正以一種猛醒的姿態(tài)，試圖最大可能地拯救和彌補曾受過傷害和冷落的傳統(tǒng)文化。然而，在這種美好愿望的背后，在如今日益如火如荼的“拯救非遺”工作中，我們究竟作出了哪些成績，又有哪些誤區(qū)？今天是我國第四個“文化遺產(chǎn)日”，前不久，第二屆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節(jié)又剛剛在成都舉辦，值此之機，記者得以走進一群與“非遺”日夜相伴的人，傾聽他們心中的甘苦得失。
蜀繡傳承人的“非遺”傳奇
孟德芝，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蜀繡工藝美術大師、夢苑蜀繡工藝品有限責任公司總經(jīng)理。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背負著這些榮譽和職務的，并非是想象中年高德劭的長者，而是一個嬌小美麗的四川女子。1978年，18歲的孟德芝頂替母親，進入當時的成都蜀繡廠，開始了她與蜀繡一生難解難分的緣分，也經(jīng)歷了蜀繡在最近30年里的所有悲喜起落。她說，2006年被評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是蜀繡新生的轉折點。
當年繡女似“超女”
“從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來推算，蜀繡有著3000年的歷史。文革結束以后，一度也很輝煌。”出生于刺繡世家的孟德芝，講起蜀繡的歷史時如數(shù)家珍。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都蜀繡廠曾經(jīng)公開招聘過兩次繡工，競爭的激烈程度，不亞于今日的“超女”選秀。做繡工，在成都曾是讓人羨慕的體面活。
然而，好時光并未維持長久。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孟德芝毫不猶豫地用了一個“慘”字來概括當時蜀繡的情況。作為四川地區(qū)唯一的蜀繡生產(chǎn)廠家，1994年，成都蜀繡廠里還堅持在一線繡作的工人，只剩下十來個；而看大門的人數(shù)，倒有九個，再加上三條狗，孟德芝戲稱那是支“最豪華的看門隊”。
“要問原因，還是我們沒有跟上市場的變化。”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已經(jīng)成立了自己公司的孟德芝告訴記者，其實蜀繡作為代表四川當?shù)匚幕莫毺毓に嚻?，其市場需求一直都存在。但是過慣了國營日子的老工廠，既沒有意識到宣傳的必要性，更不知道應該怎么去宣傳自己。而從客觀角度來說，當時的社會對傳統(tǒng)工藝的支持和關注，也確實難比今日。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不斷沖擊下，產(chǎn)品一天比一天難賣，工人的月收入始終徘徊在四五百元，對蜀繡失去了信心。而當時的年輕人，沒有一個愿意涉足“苦海”。“整個九十年代，蜀繡沒有培養(yǎng)出一名新的傳人。”孟德芝說。
如今，在成都，學習蜀繡的年輕人漸漸多了起來。在成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公園的“成都記憶”展示館里，一群年輕的女孩正聚精會神地做著手中的繡工活兒。被問起是否認識孟德芝時，她們都捂著嘴笑了：“就是我們的老師呢，我們平時都是跟她學的。”
看起來年紀稍大一些的肖華，從2005年底跟隨孟德芝學習蜀繡，是這些女孩中的“大師姐”。被問起如今一個月收入多少時，她挺實在地盤算道：一般的新工人，一個月做下來能掙1000多元；自己因為手藝相對更熟練些，能繡些復雜的作品，一個月能賺1500多元。
“你們覺得這個收入滿意嗎？”面對這個問題，肖華先是點了點頭，然后又搖了搖頭?，F(xiàn)在的成都，一二千元的月收入，肯定不能成為吸引年輕人的理由。但是肖華說，孟老師的成功，是她把蜀繡繼續(xù)做下去的最大信心。說到這點，邊上的女孩們也嘰嘰喳喳地插進話來：“我們孟老師一幅作品能賣好幾萬元呢！”“我們孟老師經(jīng)常有人請她出國，每次都不用自己出一分錢！”談到未來，這些捏著繃子的女孩們臉上都閃現(xiàn)出憧憬的光彩。“只要肯用功學，將來我們也一定會像孟老師一樣。”肖華笑著說。
入選“非遺”煥新生
入選“非遺”，可以說是孟德芝和蜀繡共同的命運轉折點。2006年，蜀繡作為四川省首批入圍國家級非遺的四項傳統(tǒng)技藝之一，最終名定榜上。此前的2005年，原成都蜀繡廠改制，所有員工，上到廠長、書記，下到看大門的，全部被買斷工齡，其實就是集體下崗。四川唯一的蜀繡廠關門了，原本擔任著廠工會主席的孟德芝，一夜之間成了下崗工人。在她的記憶中，那是自己接觸蜀繡以來最黑暗的歲月。許多同事就此徹底放棄了這門手藝。
孟德芝舍不得蜀繡。2006年1月，她的夢苑蜀繡公司正式掛牌成立。這一步走得并不輕松——2005年，孟德芝的丈夫也下崗了，兒子又正好在讀大學。生活的重壓下，她雖然有決心和信心，但怎么邁出第一步，難住了這位工藝大師。幸而，盡管當時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單尚未公布，但是國家對“非遺”的重視，已經(jīng)引起了當?shù)卣母叨汝P注，有關部門也開始對像孟德芝這樣的堅守者給予更多的幫助。政府給孟德芝特批了一筆7萬元的啟動資金，“夢苑”就此誕生。
2006年3月，“神舟六號”發(fā)射，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國寶“太陽神鳥”金飾圖案蜀繡品，有幸被選中隨“神六”上天。由成都市博物院牽線，國家文物局向夢苑公司訂購了一批同樣繡有“太陽神鳥”圖案的蜀繡作品，作為國禮贈送給中外友人。這是公司成立后的第一筆大單子，孟德芝至今記憶猶新：300件單面繡，300件帶中英文的雙面繡，讓她的公司賺到了一萬多元的純利潤。比金錢收入更珍貴的，是“夢苑”蜀繡作品的聲譽從此走向了世界。
孟德芝給記者看了一份公司成立以來的年銷售統(tǒng)計：2006年，80萬元；2007年，突破100萬元；去年，180萬元；而今年，僅就收到的定單看，就已超過了200萬元，這超出成都蜀繡廠最輝煌年代的銷售額三四倍。孟德芝成了當?shù)匦∮忻麣獾钠髽I(yè)家。盡管去除各項支出，一年的收入離“大富”還很遠，但這已經(jīng)讓孟德芝對“非遺”心懷感激。
除了有形的支持外，“非遺”品牌對傳統(tǒng)工藝價值的提升，影響同樣不可小覷。一個最鮮活的例子就是，1994年到2005年，成都市沒有一名青年人報名學習蜀繡，而2006年至今，孟德芝自己就收了70多名弟子。這其中，有失地的農(nóng)民，下崗的工人，更多的是剛從學校走出的青年人。“‘廣招生’的第一階段已經(jīng)過去了，今后要‘精招生’。”孟德芝說，為了蜀繡的發(fā)展，她今后想招大學生，更想多招些漂亮的女孩。
離“賺錢的藝術”還很遠
從事蜀繡工作至今，孟德芝已經(jīng)先后到四個國家出訪并展示蜀繡藝術。每次到國外，蜀繡產(chǎn)品都大受歡迎，很快被一掃而空。2005年的瑞士日內瓦藝術節(jié)上，一位50多歲的法國導演在欣賞了蜀繡表演和產(chǎn)品后，被這門藝術和它美麗的傳承人深深迷住，當場買來玫瑰向她求婚。“我只好告訴他我已經(jīng)有愛人了。”孟德芝笑著說，當時雖然著實被嚇了一跳，但蜀繡如此受歡迎，確實大大鼓舞了她的信心。
然而，如今的蜀繡離一門“賺錢的藝術”，依然很遠。
正像肖華所說，在孟德芝的公司里，至少需要經(jīng)過兩年的學習，才能培養(yǎng)出一名掌握基本技術的繡工。這樣的工人，繡一幅普通的小幅作品，需要一個星期的專心工作，作品在市場上的售價是700到800元。一個月不停地工作，最后的純收入也只不過是1000多元。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孟德芝本人花費3個月時間繡出的大幅作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一般都在5萬元以上。培養(yǎng)更多具有高、精創(chuàng)作能力的繡工，乃至讓他們成為新一代的“大師”，用更多的成功者激勵后學者，是孟德芝理想中的良性循環(huán)。“現(xiàn)在的學生里，至少有5個人有深造的潛力，我希望他們都能超過我。”
同為國內四大名繡之一的“蘇繡”，如今一年的產(chǎn)值超過10億元，而蜀繡還只有幾百萬元。孟德芝想做的事情還有很多：為蜀繡編撰第一本文字資料，在國外開第一家蜀繡作坊……成都蜀繡廠倒閉的那一年，孟德芝和她的同事們從未想到過會有今天。她說，假如沒有評上“非遺”，蜀繡要恢復到今天的局面，恐怕還要再等上很多年。
申遺，不只為拯救傳統(tǒng)技藝——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現(xiàn)狀分析
在很多人心中，入選世界或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無疑是傳統(tǒng)技藝再次煥發(fā)新生的機會。但是，并不是每個入選項目，都能像蜀繡這樣把機會變成現(xiàn)實。
金錢板：申遺成功后的等待
“從民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文革之前，金錢板在四川和貴州的一些地區(qū)都很受歡迎。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后，成都市區(qū)和村鎮(zhèn)的市場、茶館里，金錢板很流行，表演者和觀眾都很多。”張世英說，如今上了年紀的成都人，大都有金錢板的回憶。
金錢板，四川民間傳統(tǒng)曲藝品種，起源于清初，因說書者手持竹板嵌有金錢而得名。2008年6月，我國第三個文化遺產(chǎn)日到來之際，金錢板成功登上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
談起金錢板的申遺過程，成都地區(qū)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項目保護委員會專家張世英有些感慨。名列國家非遺名錄是在這門藝術最為瀕危的時刻——成都地區(qū)當時仍在堅持表演的，只剩兩人；而能夠唱全大部分傳統(tǒng)段子的，只有解放前便號稱“西南王”的85歲老藝人鄒忠新（現(xiàn)已雙目失明）一個。
2007年，成都市文化主管部門主動找到鄒忠新，提出將金錢板申報為國家級非遺的愿望。鄒忠新大喜。當年下半年，從打板方式到唱腔，從表演風格到歷史源流，所有關于這門藝術的詳細資料，被迅速地匯集成書面材料，按照規(guī)定格式整理匯總后，上報到成都市非遺保護專家委員會。
張世英說，從開始組織申報到正式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前后經(jīng)過了一年多。鑒于國家級非遺兩年宣布一批的時間規(guī)定，金錢板的申遺之路可以說是走得相當順暢，他將這歸結于準備工作的充分、自身價值以及群眾基礎的雄厚。
然而，如今的金錢板離當年鼎盛時期的狀態(tài)，依然非常遙遠。“現(xiàn)在零星有些民間藝人在茶館里唱了，但只能唱唱十幾分鐘的折子小段。”張世英說，現(xiàn)在唱一小段金錢板，藝人一般能拿到50元到100元的報酬。張世英顯然心有未滿，他說，金錢板最精華的部分，還得數(shù)和歷史故事結合的長篇大書。鄒忠新的拿手長篇《武松傳》、《岳飛傳》、《乾隆訪江南》等，曾讓成都的老聽眾如癡如醉。金錢板的精華，依然有著失傳的危險。如果名存實亡，那么非遺的身份也就失去了意義。
“我希望政府能為金錢板提供一個專門的小型書場。”張世英說，只有有了自己的場所，才能形成長久傳承和交流的土壤。但目前，金錢板還是只能在國家級非遺的光環(huán)下，繼續(xù)默默地等待。
民間：迫切的心和懵懂的腦
中華大地上，至今依然存在的傳統(tǒng)技藝、民俗和節(jié)慶，可謂浩如繁星。然而，缺乏關注和支持，讓一些民間的文化財富逐漸面臨消亡的危險。“世界文化遺產(chǎn)”對其中的大多數(shù)而言，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評選工作的開展，為它們的發(fā)展和繼承打開了新的窗口。保護并傳承“非遺”，不僅是民間技藝傳承者的渴望，也成為了整個社會的迫切心愿。但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心愿的實現(xiàn)，往往受制于許多現(xiàn)實條件。
一個最普遍的現(xiàn)象是，對于“非遺”的界定，一般群眾說不清楚，甚至許多非遺保護工作者也同樣受著困擾。遼寧大學教授、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丙安表示，對于非遺保護，不僅是看重，更需要看準。倘若空使力氣，將是對國家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現(xiàn)在非常缺乏這種“看準”的能力。
“因為對非遺了解不夠，評選時還真鬧過笑話。”張世英告訴記者，在第一批國家級非遺評選啟動之初，有舞蹈演員將自己近年來自主編排并獲獎的舞蹈作品作為非遺對象來申報。事實上，在基層申報非遺的過程中，只重表面功夫，而忽視了其文化內涵的現(xiàn)象，是十分常見的。
“就拿舞龍燈和舞獅燈來說，許多人其實并不知道這些行為背后的真正含義。”張世英說，過去成都的舞龍燈，不僅是身手和技藝的展示，更是一種民間自發(fā)的帶有儀式性質的娛樂活動。節(jié)慶前后，舞龍、舞獅隊會給一些大戶人家和商鋪下帖預告前來表演，而收到帖子的一方，則會提前在門前擺起陣勢——倘若前來表演的隊伍，能夠完成主人的要求，“破”得了這個陣勢，那么主家自會欣然送上紅包；反之，來訪者則只好自慚技藝不精，打道回府。這一“立”一“破”之間，既確保了傳統(tǒng)技藝不斷推陳出新，更體現(xiàn)著民間文化活動所講究的“道”，而這正是我們最容易忽略的。
成都市目前的做法是，借助文化站等基層文化機構，定期開展培訓，組成了一個廣泛的普查網(wǎng)絡。其中的成員，并不需要具有多么精深的專業(yè)知識，他們將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聽到的有歷史、有意思的東西，及時上報給上級文化部門。在目前的狀況下，廣撒漁網(wǎng)、沙里淘金，或許是避免遺珠之憾的最佳辦法。
前景：“非遺”不是搖錢樹
并非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都能夠擁有蜀繡那般的好運。其中一些，盡管得到了重視和保護，卻依然逃不過無人喝彩的寂寞命運；而更多的傳統(tǒng)技藝，則離“非遺”這個身份還很遠。
他們如何尋覓生存之路？記者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國家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劉魁立。他沉思良久，一字一句地說：“評選‘非遺’，最終不是為了拯救某一個具體的傳統(tǒng)技藝。借此扭轉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才是它真正應當體現(xiàn)的作用。”
相比名額有限的國際級非遺，國家級非遺的出現(xiàn)，讓更多的傳統(tǒng)技藝有了翻身之機。作為從一開始便參與國家級非遺評選籌備和具體工作的“元老”，劉魁立說，從這個角度而言，國家對“非遺”概念的打造，應該說是成功的，但在這幾年里形形色色的申報中，確實浮現(xiàn)出了不少問題。“非遺”稱號背后蘊涵著的經(jīng)濟價值，讓一些地方的申報行為開始變得功利，甚至帶上了破壞性。
“文化遺產(chǎn)不可能一成不變，但這種變化必須是因它自身適應時代而產(chǎn)生，絕不能人為硬性扭轉。”劉魁立表示，“非遺”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其外在表象，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獨特文化內涵的傳承。在國內的一些旅游景點，我們往往能看到許多原本有其獨特意義的民族儀式被當成游戲節(jié)目向游客開放。這無異于把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當成了商品向游人出售。而生活方式一旦淪為賺錢的工具，它自身的生命力將大大消減。這一類的“非遺”開發(fā)，其實質不是在保護、而是在加速遺產(chǎn)的消亡。
劉魁立告訴記者，無論是聯(lián)合國的還是我國的“非遺”評選，都有一個最基本的硬性要求：所有申報的遺產(chǎn)，必須在當?shù)叵刃兄贫ň唧w的保護條例，并拿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保護措施。這就意味著，申報“非遺”，首先是一項對文化的嚴肅承諾，這也是評選方在制度上能夠為“非遺”提供的最大保障。
2006年至今，我國已經(jīng)評選出了好幾百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其中有的成功“翻身”，煥發(fā)了新的生命力；也有的依然曲高和寡，孤獨守望。但是，如果擺脫了對單個“非遺”命運的關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的評選工作，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重視、關注傳統(tǒng)文化的熱潮。從韓國申請“端午祭”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成功在國內引起的激烈反響，到公民對國家將傳統(tǒng)節(jié)日定為法定假日的一致支持，都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種變化的趨勢。
“只有在全社會都認識到文化遺產(chǎn)珍貴的時候，遺產(chǎn)才有繼續(xù)生存下去的土壤。”劉魁立說，中國的文化資源確實豐富，但欠的“債”實在是太多。游走于政治和經(jīng)濟兩端之間，傳統(tǒng)文化的生存空間一度受到打壓和貶斥，導致了整整一代人對民族遺產(chǎn)的“失憶”和“失語”。如今，能否在全社會重建正確的文化價值觀，對于中華文明的未來，至關重要。年輕的“非遺”，承載著的使命還很重。
文匯報2009年6月13日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