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1130 一約 1200) ，字元晦，晚年自稱晦庵，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偉大的思想家、 理想家、 哲學家。
○數(shù)年求學
大凡有杰出成就和重大影響的人物，常是有以下兩點：一、 豐富的想象力；二、 不富裕的生活。朱熹出身于較為清貧的小官吏家庭，從小好學深思，這無疑是他一生成就的重要淵源。
金兵大舉南侵，攻占了杭州城，大燒大搶之后，趾高氣揚地北撤了，留下一座滿目瘡痍的杭州城。這一年是宋高宗建炎四年( 1130 年) ，九月十五日午時，朱熹出生于福建劍州的尤溪縣。
南劍州是理學創(chuàng)始人程顥的得意門生楊時的故鄉(xiāng)。神宗元豐四年，楊時到北方從學于程顥，學成返鄉(xiāng)時，程顥目送他，感嘆道： “我的學說傳到南方去了 ！” 楊時晚年一直在故鄉(xiāng)講學，使南劍州成為二程理學的傳播中心，弟子達千人之多。朱熹的父親朱松曾從于楊時的學生羅從彥，因此也傾慕二程的理學，并和當時的理學家們交往甚密。朱熹5 歲時，父親送他去上學，并為此作了一首詩說：爾去事齋居， 操持好在初。故鄉(xiāng)無厚業(yè)，舊篋有殘書。夜寢燈遲天，晨興發(fā)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疏……成家主賴汝，逝此莫躊躇。
在讀書期間，朱熹聽人說到天地無邊的道理，引起他的思考，他后來自述說：
某(我)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事物 ？ 見人說四方無邊，其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某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不知道那壁后是何物。[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wǎng) 名人傳記
天地有邊還是無邊，這是宋代理學家們喜歡思考的問題。朱熹為這事 “思量得幾乎成病” ，天真的孩子竟然深沉得如同一個哲學家，這固然與父輩們的熏陶有關，但主要還是朱熹天生就喜歡深思冥想，具有豐富的想象力。
朱熹不僅好思，而且好學。他在《壽母生朝》詩中說自己幼年的勤學：
“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 ” 生動地反映了朱熹從小就埋頭學習儒家的著作。8 歲時讀《孝經(jīng)》，他讀后在書上題字說： “不若是，非人也” ，當孩子們在沙地上玩耍嬉戲時，他卻獨自一人在沙地上劃來劃去，旁人一看，原來畫的是《周易》八卦的圖像。9歲時讀《孟子》，當讀到 “圣人與我同類者” 一句時，朱熹高興得難以形容，從此，朱熹把當圣人當作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
14 歲時，父親朱松病危，把家事托付給崇安人劉子羽。朱松死后，朱熹和母親一起從建州城南遷到崇安五夫里居住。從此，朱熹就住在崇安， 受學于胡憲、 劉勉之、 劉子羽。他們四人都是信仰二程學說的理學家。朱熹深受他們的影響，既熱衷于程學，對佛學亦有濃厚的興趣。他和崇安的和尚道謙、 圓悟等往來密切。晚唐以來，禪宗有一個著名 “話頭” 即 “枸子有佛性” ，就是說不僅人有佛性，枸子也有佛性。朱熹對這句話不太理解，就曾請教過道謙。朱熹的興趣曾一度專注于佛學，不過就他的一生來說，他是無所不學的，舉凡禪、 道、 文章、 楚辭、 詩、 兵法等等，他樣樣都學，而且他還認為，在這多門學科之中，以儒家的經(jīng)典《論語》、 《孟子》為 “學者所急” ，要精讀熟讀，要徹底弄懂圣賢的原意，這才是最重要的功夫。
由于胡憲和二劉的精心指點，朱熹的學業(yè)進步很快，他 18 歲那年，參加福州地方的“鄉(xiāng)貢” 考試，他的三篇文章都是談論朝廷的大事。考后主考官蔡茲認為朱熹 “這個人日后必非常人” 。第二年朱熹又考進士，三年后被派往泉州同安縣任主簿。同安縣學在北宋英宗時曾留下一柜官書，年長日久，大多都殘損了。朱熹加以整理，并搜羅擴充，建立了經(jīng)史館。他經(jīng)常和縣學的學生們講說 “修己治人之道” ， “修己” 就是修養(yǎng)個人的道德；“治人” 就是要治理老百姓。朱熹要學生們不只注意科舉考試，而且要了解 “正心誠意”
的重要性，由此進入 “圣賢之域” 。朱熹認為 “禮是正風俗” 、 “防禍亂” 的根本，因此他參考《禮儀》、 《周禮》、 《唐開元禮》、 《紹興祀今》等資料，畫出了一套禮器、 儀仗和服裝設計，以備祭孔子時使用。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朱熹同安縣主簿任期已滿，接任的人還沒有到位，他就把家眷和行李搬回崇安，到武夷山研究學問和講學去了。這時他除了繼續(xù)就學于胡憲外，又以弟子的禮節(jié)請教他父親的好友，介紹他向當時的理學大師李侗學習。
在此之前，朱熹曾去延平見過李侗一面。李侗是程頤的再傳弟子。他主張一個人修身養(yǎng)性，要 “靜坐清心” ， “體認天理” 。李侗這套靜坐功夫，完全來源于佛學，不過他自己不承認罷了。因此這次和李侗見面，李侗不贊成朱熹學禪，他還告訴朱熹： “儒家的道理沒有多少玄妙的，你只在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世中認真體會，就能明白。 ” 對于李侗的批評，朱熹當時并不心服，但是在后來的同安任上，經(jīng)過四年的反復思考，才覺得李侗的話有道理。
紹興二十八年(1158 年) ，朱熹再次去延平見李侗，這回朱熹就對李侗的一套方法感興趣了。第二年春天，朱熹校定程門學者謝良佐的語錄，這是他整理北宋理學家語錄的開始。八月經(jīng)宰相陳康伯的推薦，南宋朝廷召朱熹赴杭州。但朝中有人反對， 要求“柳奔竟” 。所謂 “奔竟” ，就是現(xiàn)在的 “走后門” 。朱熹聽說以后，上了一道奏章，自稱 “素有心氣之疾” ，要求推遲入朝的期限。
紹興三十年，朱熹正始受學于李侗。李侗對朱熹的教誨，主要是要他 “只看圣賢言語” 。這樣，朱熹就把禪學暫時放下，只讀 “圣人書” ，越讀越覺得 “圣賢言語” 有味道，李侗的話也聽起來有道理，講得也較縝密，再看佛學，也覺得漏洞不少了。此后，朱熹就著力于以儒學為主體來建構他的哲學體系。但是他并沒有拋棄佛學，而是把他消化，吸收進自己的體系中去了。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求教，朱熹對李侗的道德文章深為佩服，他稱贊李侗說： “他天性堅強，氣節(jié)豪邁，有很深的道德修養(yǎng)，這種修養(yǎng)從他的臉上都可以看出來，他的表情溫和但是說話嚴肅，一舉一動都莊重從容，日常生活中并事事都有一定之規(guī)” 。
在接觸中，李侗也發(fā)現(xiàn)朱熹是一個人才，他非常滿意這個學生，給他取了一個字， 叫元晦，意思是樹木的元氣藏在根里，春天都會開滿花朵；人的元氣隱藏在身體里，卓越的德性使人內(nèi)心充實。希望他成為一個勁氣內(nèi)斂，道德內(nèi)蓄的人。在寫《羅博文書》中，他喜悅地夸耀道： “我這個學生學習非常努力，信仰儒家的仁義學說，是我們這類人中少有的。晚年有他和我一起商討疑難問題，深感欣慰。 ” 他覺得，自己的學說后繼有人了。后來的事證明，李侗的眼力不錯，他的這個學生不僅繼承了他的學說，而且大大超過了他。
○抗戰(zhàn)賑災
32 歲的朱熹，滿懷著 “齊家— — —治國— — —平天下” 的政治抱負，渴望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在孝宗即位，抗金聲浪高漲之時，他連上三札，提出建議三項：一是講求 “格物致知” 之學；二是罷黜和議；三是舉賢任能。在這一時期中，他一再尖銳地反對議和，并看到了 “六軍萬姓” 的人心背向，這是朱熹一生中最光彩的時期。
紹興三十一年秋，金主完顏亮動員千萬軍隊，分四路大舉南侵，志在一舉滅宋。消息傳來，南宋皇帝趙構驚恐萬狀，準備解散后宮百官，浮海避敵。由于右丞相何康伯堅決諫阻，他才暫留臨安觀望。他起用中書舍人虞允文率兵抗戰(zhàn)。虞允文整頓軍隊，激勵士氣，一舉擊潰了準備渡江的金兵，其它地方的宋軍也取得了大勝利。不久金主完顏亮在揚州被部將殺死，南宋政府趁機收復大片失地。
當這些消息傳到延平時，朱熹抑制不住心頭的興奮，欣然提筆，賦詩七首，題為《聞二十八日之報，喜而成詩》其一曰：
“胡馬無端莫四馳，漢字原有中興朝。旗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
他激動得好像看到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慰勞宋軍；東南西北，捷報頻傳。
但朱熹并未被眼前的勝利沖昏頭腦，在感情激動馳騁之后，他冷靜下來，認為從目前總的國力來看，還是敵強我弱。所以，他給當時負責軍事的大臣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寫了一封信，認為完顏之死不過是老天保佑，既不是謀臣的奇策良謀，也不是 “群帥攻城野戰(zhàn)之功” ，雖然金兵北遁，但要想進兵中原，亦非易事，所以要先厚蓄國力，使 “根本固而不動搖” ，他說： “今天朝廷上誰能力好此事呢 ？ 只有以前被排擠的一兩位大臣……” 朱熹所說后一兩位大臣，主要指南宋主戰(zhàn)派重臣張俊。張俊紹興四年任宰相，因重用岳飛、 韓世忠等人遭秦檜排擠。朱熹在信中希望朝廷給張俊以抗金大任。但趙構只求茍安，抗金的勝利，反而成為趙構和秦檜向金國屈降的進獻禮，這就不能不激起正直大臣和全國人民強烈憤慨，在全國一片反議和、 主抗戰(zhàn)聲中，趙構退位，孝宗即位。孝宗貶退秦檜黨人，任用張俊為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加封少傅衛(wèi)國公，統(tǒng)帥兵馬，并給岳飛平反。
八月七日朱熹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建議三項，這便是開頭所錄用的那三項。
隆興元年三月，孝宗要召見朱熹，但朱熹上表推辭了。隨后，朱熹寫信向李侗求教，李侗在信中認為，中國衰弱的根源是道德不振，人 “義利不分” ，要使中國強盛，必須發(fā)揚道德。十月，孝宗下詔催促，朱熹應詔趕到杭州。這時由于宋兵出師不利，一年前的抗戰(zhàn)熱潮已不復存在了。十月，朝廷又派王之望到金國議和，妥協(xié)氣氛又在朝廷上彌漫了。
朱熹仍然強烈反對議和，十一月六日，他受詔到重拱殿奏事，連上三道奏章，慷慨陳詞。第一，再次強調(diào) “格物致知” 之道，說一年來之所以沒有收到 “平治之效” ，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格物致知之道。第二，他指責派人議和是失計，他說君父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不戰(zhàn)就不能復仇，不守就不能制勝。第三，他認為抗敵制勝之道的根本 “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yè)；其任(責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 。建議孝宗接納直言，斥退邪佞，堵塞后門，鞏固根本，當朱熹朗讀第一道奏折時，孝宗表情溫和，時而答話；當朗讀第二第三道奏章時，孝宗就默不作聲了。這次召見后，朱熹這個純粹的議官被任命為武學博士，但還不能立即上任，要等到官職有空額時才能上任。因此，他向朝廷要了一個管理南岳廟的祠職。
這時，宋朝議和大使回朝，傳達了金朝苛刻的議和條件。孝宗在氣憤之余，再度傾向抗戰(zhàn)。朱熹為抗金大計，親自去見過張俊一次，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他建議：
分兵進攻關陜、 淮北等地，吸引金兵主力；然后密選精兵數(shù)萬，直搗山東；同時號召中原豪杰響應宋兵。但張俊告訴朱熹，他只受命主持一個方面，沒有這么大的權力。后來朱熹又見張俊的兒子，要他轉(zhuǎn)告張俊，決不能跟湯思退合作。然后就離開杭州回福建崇安去了。
隆興二年，李侗病逝，朱熹趕往延平沉痛祭悼。這年，孝宗抗戰(zhàn)的決心再度動搖，他從前線召回張俊，罷免相位。八月張俊病死。九月二十日，朱熹專程趕往豫章，在靈船上痛悼張俊。他在船上同張俊之子張木 式相處三天，對張木 式印象很好，認為他 “其名質(zhì)甚敏，學問甚正。 ” 后來兩人經(jīng)常通信，共同研究理學。張俊死后，主和派湯思退大肆逮捕主戰(zhàn)派官員，外通金國，使宋軍大敗。對此，朱熹十分痛心，他在《答柯國材書》中說；如今國家大事竟被議和敗壞了。今年金人大舉入侵，而我們對付敵人的策略是從里到外、從頭到尾，一切的弊病，比去年我上奏章時厲害了。怎么辦呢 ！ 怎么辦呢 ？
十二月，宋金簽訂 “隆興和議” 。綜觀這個 “和議” ，宋室皇帝仍要比金主矮一頭，錢財仍年年要交。對此朱熹痛心萬分，他在《與陳侍郎書》中說：假如今天的力量不足以報復，是臣子萬代都要報復而不能忘記的，現(xiàn)在應暫作防御的安排，積蓄仇恨以待時機。
乾道元年四月，在朝廷催促下，朱熹到杭州就任武學博士，教學生學習兵馬武藝。
由于宰相主和，朱熹看到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就仍然請求辭職，在回鄉(xiāng)之前，他再次猛烈抨擊議和。他希望吏部侍郎陳俊卿以 “格(糾正)君之非” 為己任，使皇帝免于過失。
這年六月，崇安人魏元履編訂《戊午讜議》一書(讜：正直的) ，這本書收了胡銓、 張闡的主戰(zhàn)言論。朱熹在序言中說：如果一定要以人數(shù)的多少作為勝負，那么士大夫中贊同議和的人雖多，又怎么比得上六軍和萬民的人數(shù)多呢 ！ 朱熹能從 “六軍萬民” 中看到人心向背表明他看到人民力量。
這一時期，是朱熹一生最光彩的時期。
乾道三年秋，福建崇安發(fā)大水，朝廷派朱熹視察災情，并和縣令商討如何救濟百姓。
朱熹用了整整 10 天，走遍了崇安所有山谷。經(jīng)過這次視察，他深切地感受到：如今的官僚們，對百姓漠不關心，實在難和他們共事。由于水災導致饑荒，隨后又爆發(fā)農(nóng)民大起義。為此，朱熹和縣令勸富戶拿出糧食，賑救百姓。這還不夠，朱熹還請朝廷發(fā)放 “粟矢百斛” (三萬升)賑濟災民。他認為不能過分剝削農(nóng)民，否則會激起農(nóng)民起義。他主張建立 “社倉” 來解決農(nóng)民因青黃不接而造成的缺糧問題。乾道七年，朱熹在五夫里建 “五夫社倉” ，以后又在福建建陽和浙江金華等地推廣。他還把 “社倉” 法和王安石的 “青苗法”
加以比較，認為社倉法比青苗法還優(yōu)越。
淳熙五年，朱熹被任命為 “知(治理)南康軍” ，第二年三月到任。他一到南康就貼出榜文，提出：第一，本地土瘠民窮，役多稅重，從而使 “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 希望凡是了解弊病根源的，老百姓都詳細說出來。第二，請士人、 鄉(xiāng)民父老每年集合，教導子弟，讓他們 “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xiāng)里，有無相通，患難相恤。 ” 第三，請鄉(xiāng)里父老推選子弟，入學讀書。
朱熹治郡，不僅宣揚教化，實行德治，也注意實行法治，維護社會治安。對于 “奸豪侵暴細民，撓潔害政者” ，一律嚴加懲處。在他快要離任那一年， 有一大戶人家的少爺“躍馬于市” ，踩傷了一個小孩。他下令把這個少爺抓起來，第二天，在淮樓下打板子示眾。有一熟人勸他： “這是大家的少爺。何苦要羞辱他呢 ？” 朱熹答道： “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難道可以縱容嗎 ？ ”
這年，南康軍遭受了災荒，朱熹發(fā)布《勸喻救荒文》勸 “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乞有糧。 ” 也勸百姓不要背井離鄉(xiāng)，不要鬧事。他又再次上書，一方面要求減免稅金，另一方面，請求朝廷撥錢糧修筑長江河堤，讓災民做工求食。這樣既解決了災民的吃飯問題，也解決了長江后堤多年失修的問題，實在是為國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淳熙七年，朱熹上奏折，提出 “恤民” 、 “省賦” ，他說： “在國家大事中，沒有什么比愛護百姓更為重要了；而愛護百姓就要落實剝減免賦稅，減少賦稅要落實到嚴格治軍。 ”
(這里的 “軍” 不是軍隊，而是宋代一種地方行政單位， 上文南康軍的 “軍” 也是這個意思)。淳熙八年，浙東饑荒，宰相王淮推舉朱熹到浙東視察災情。朱熹當天就單車上路了。到達浙東以后，他巡行境內(nèi)，一車一馬，不帶隨從，所到之處人們都來不及知道，郡縣的官吏們都敬畏這種作風。他以私訪的辦法了解民情，以至廢寢忘食。這樣，他搞清了一些貪官污吏的罪行。上報朝廷，要求依法處決。
對于隱瞞災情、 謊報政績、 橫征暴斂的衡州官吏李峰、 張大聲等，朱熹也給予彈劾。
衡州遭受大水以后，人民饑寒交迫，而張、 李二人不僅隱瞞災情，而且 “一味差人下縣，譴責財賦急如星火。 ” 朱熹認為，對于這種虎狼官吏，也要撤其職位，給予懲處。紹熙四年十二月，朝廷任命朱熹為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他到任后，常常微服私訪街市。當時有些不法之徒，常勾結(jié)軍兵欺壓百性，到處為非作歹。朱熹得知這些情況后，立即在城市張貼告示： “如有前項違法之人，折罪監(jiān)納。 ”
朱熹在湖南期間，重視人才，舉薦良吏。他認為要治理好國家，一方面要 “正君心” ，希望帝王端正、 約束自己； 另一方面，要有待于 “眾賢之助” 。因此，他非常注意物色人才，一旦發(fā)現(xiàn)，就向朝廷推薦。當時在推薦人才方面也存在著徇私的弊病，但朱熹對官吏的推薦和人才的推舉是很嚴肅的。當時朱熹有個親戚請求推薦，朱熹說： “向別人推薦他，也必須是賢人方行。他雖然是我的親戚，但只是我家鄉(xiāng)一個平庸之輩，沒有什么值得稱贊的真才實學，我不為他寫推薦信。 ” 他還向光宗皇帝表示：如果以后發(fā)現(xiàn)他的舉薦不實，他甘愿受 “謬舉” 的責罰。朱熹這種多方選擇人才而又不徇私情的作法，是難能可貴的。
○講學述著
朱熹在青年時代就很有名氣。32 歲時聚徒講學、 著書立說，在長達 40 年的歲月中，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著述和講學上，創(chuàng)辦書院 27 所，門生達幾千人，并留下浩繁的著作 70 余部共460 多卷；就教育史上的地位來說，他是孔子以后最著名的教育家；就流傳后世的著作來說，在我國3000 年的漫長歷史中，也是很少有人能與之倫比的。
朱熹在當南康軍地方官時，修復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并制訂一整套規(guī)章制度，這對后代的教育、 特別是書院式教育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白鹿洞書院歷史悠久，宋初成為全國四大著名書院之一，來就學的學生常達百人之多。但當朱熹知南康軍時，由于長期失修，無人管理，已是荒涼破敗。為了振興教育事業(yè)，培養(yǎng)人才，并宣傳自己倡導的理學，朱熹對修復白鹿書院作了周詳考慮和全面安排。
書院修復以后，朱熹領著他的賓客、 助手以及書院師生們行祭孔之禮；請求皇帝為書院寫匾額并頒發(fā)儒家的的經(jīng)典書籍，要求江西各地的學校好好保管這些書。又置辦田產(chǎn)以供學者衣食之用。朱熹每逢休假時就到書院去，回答學生們的問題，孜孜不倦。
朱熹認為，書院的自然環(huán)境無疑對學生的學習、 思想和品德修養(yǎng)都有很大的影響。
白鹿洞書院位置清靜優(yōu)越，是個幽居講學、 著書立說的好地方。在書院講學時，先生誨人不倦，學生學而不厭，休息時，師生們徜徉在書院的青山碧水之中，形成一派寧靜和諧的教學氣氛。
在這期間，朱熹主持制訂了《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
淳熙八年，朱熹請當時另一位著名的哲學家陸九淵到書院講學。陸九淵所講的內(nèi)容是《論語》中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兩句。朱熹對陸的講演很滿意，把陸的講稿刻在石碑上作為紀念，讓學生時時對照，檢查自己。朱熹對不同學派、 不同觀點的人，不僅不排斥，而且還主動邀請講學。
淳熙十年，朱熹回到福建崇安，在武夷山五曲大隱屏峰下建成 “武夷精舍” ，朱熹在這里聚徒講學。朱熹在武夷精舍的教育活動對后人也影響很大，清代的《武夷山志》說：
朱熹開創(chuàng)了紫陽書院，很多儒學大師都聚集在他身邊，良好的學風代代相傳。從元朝、明朝直到現(xiàn)在，著名學者大多到此來講學，因而此山的名氣從此居天下第一了。
紹熙元年，朱熹任福建漳州知州，他于政事之余，時常到學校去，教育引導學生。他所撰寫的影響深遠的《四書章句集注》一書就是在這年刊刻發(fā)行的。五年，朱熹任湖南潭州知州，修復了岳麓書院。該書院亦為我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建于北宋，南宋時遭戰(zhàn)火破壞。這次修復，不僅恢復了原貌，還有所擴建，并請張浚之子張木 式主持教事。
早在乾道三年( 1167 年)八九月時，朱熹專程拜訪張木 式并在書院講學。朱熹在講臺上手書了 “忠孝廉節(jié)” 四個大字，此后，這個講臺就被命名為 “忠孝廉節(jié)臺” 。此外，朱熹還為岳麓山各風景名勝命名題字。
朱熹在繁忙的政務之余，常來書院教導學生。他白天處理政務，夜晚和學生們講論學問，隨問而答，全無倦色。他常用現(xiàn)實生活中的道理啟發(fā)學生，教導他們不要看不起身邊的小事而去空想不切實際的大事，他言辭懇切，聽者常常為之感動。朱熹把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作為岳麓書院教規(guī)。
這年 8 月，經(jīng)宰相趙汝愚推薦，朝廷任命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他趕到京城去上任，為皇帝講授《大學》。40天后，被更職。朱熹回到福建孝亭，不久建成 “竹林精舍”
(后改稱滄州精舍) ，在這里繼續(xù)從事教學和著述。
精舍建成時，朱熹為表示對先賢的虔誠，率領學生們到燕居廟學行 “釋茅” 之禮(古代入學時祭祀老師的典禮) ， 以奉告精舍建成。朱熹平時也按規(guī)矩奉祀先賢。每天早晨，精舍弟子先穿戴整齊到影堂擊板，等候朱熹出來，廳堂里擺著貢品， 初一供酒果，十五獻茶。朱熹開門走出后，就升堂領著弟子們按順序拜香，兩拜而退，然后登樓拜圣像。
行完禮后，朱熹回到書院端坐，受學生拜揖，再喝湯茶，稍坐片刻。在這個時間內(nèi)，學生提出要請教的問題，朱熹解答后，各自回到書桌。
滄州精舍大致沿用《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五教之意是：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教學的順序是：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說體現(xiàn)了朱熹的全部教育思想。
朱熹在滄州精舍根據(jù)不同教學對象的特點，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
一、 個別教學與升堂講授相結(jié)合。精舍學生程度高，一般不用長篇講授的方式，通常采用個別回答方式。有時也對少數(shù)學生進行漫談式的講論。
二、 指導研究生式的教學方法。朱熹很多學生有獨立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在漳州上任時，陳淳登門拜朱熹為師，朱熹授以 “根源” (天理、 天命)兩字，其中包含的所有義理，都必須獨自—一探究其根源。陳按朱的指導，潛心鉆研，多方尋求例證，學成，編為《問卷》一書， 10年后再到建陽孝亭拜訪老師。此時，朱熹已臥病在床，請入室內(nèi)詢問學習情況。這是先生出課題，學生獨立進行研究，作出成果，最后先生檢查研究成果，再指出繼續(xù)研究方向，這種方法類似于今天的導師指導研究生的教學方法。
三、 教師帶頭，師生共同研究的方法。朱熹曾同賢徒蔡元定、 蔡沈、 董干等人共同研究《易學啟蒙》、 《楚辭》、 《矣同契》、 《尚書》等古典名著。
朱熹在滄州精舍，對宋朝的科舉制度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宋朝由于政治腐敗，科舉制度也有很多弊病。朱熹說： “太學真?zhèn)€無益” ，對于國家的教化沒有什么益處。并指出考試的主管部門好出偏題，企圖以此難倒考生；學生所寫的文章多是輕浮，不夠明白、 踏實。因此，朱熹有一批很有才華的學生毅然拋棄了科舉的功名，隱居山林， 專事著述。
他們的行動體現(xiàn)了朱熹及其弟子們的反科舉精神。
滄州精舍是朱熹私人創(chuàng)辦的學校，繼承了前代私立學校教學與議政相結(jié)合的傳統(tǒng)。
朱熹在孝亭講學，匯集了一大批文人儒士，常常談論時政，或在教學中評議時政，習以為常。朱熹針對當時法治弛緩的狀況，指出治國應當以嚴為本，用寬來輔助。應該做到有令則行，有禁則止。朱熹和他的學生經(jīng)常抨擊時政，使當局大為頭疼，以致朱熹在孝亭逝世將要出殯時，朝廷怕他的朋友和學生們送葬時妄說時政得失， 命令地方官嚴加禁止、 防范。上饒州官因此奉命阻止了一批儒生，使他們不能如期趕到建陽孝亭送葬。滄州精舍是朱熹講學的最后一所書院。在師生長期的共同活動中，繼承儒學傳統(tǒng)的教養(yǎng)，經(jīng)受時代風云的激蕩。朱熹在 8 年的教學實踐中，總結(jié)出一整套教學的原則和方法，并形成精舍獨有的精神風氣，其中雖有不少過時的東西，但也有不少合理的精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發(fā)揚。
朱熹的教育目的是 “明人倫” ，在這個教育目的指導下，應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呢 ？ 朱熹在《經(jīng)筵講義》中寫道：
古代的圣明君主創(chuàng)建了學校，用來教育天下的人。要通過教育去掉他們先天的性格上的弱點和后天的因各種欲望而導致的缺點，恢復他們本來的勇性，從而完滿地實踐人倫。[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wǎng) 名人傳記
他認為有一種 “圣人” ，這種人能洞察一切，德才兼?zhèn)?，而且不用教育就能達到這種境界。這其實是不可能的。其次是 “賢人” ，這種人可以通過教育成為圣人。再次是 “成人” ，也就是 “主人” ，也就是沒有缺點的完人。這種人是通過修養(yǎng)、 實踐禮樂道德形成的。其實質(zhì)和賢人沒有什么區(qū)別。
朱熹認為有錢不等于有德，他還認為，世上很多事情壞在 “因” 與 “私” 。他說 “某常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于懶與私而已” 。
朱熹最反對把人培養(yǎng)為 “鄉(xiāng)愿” 式的善于奉迎的人。他欣賞 “狂狷” 式的耿直忠貞之士，盡管他們有時比較偏激，又不善于掩飾自己的高傲。他認為 “狂狷” 者經(jīng)過教育培養(yǎng)可成為國家的棟梁。他又說： “鄉(xiāng)愿者是沒有骨氣的人，他們在這里奉承一些人，在那里又拍一些人的馬屁，看人眼色行事，整天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了人。 ” 他罵他們是 “德之賊” 。朱熹根據(jù)學生的年齡心理特點，主張把教育分成小學大學兩個階段。小學階段是基礎，要從兒童時期進行。他認為小學教育的好壞，不僅關系到大學教育，而且關系到培養(yǎng)什么人的問題。如果在小學就打下一個 “圣賢” 的模坯，那么大學只要在這上面加加工，增長一些 “知見” 就可以了；反之，小學模坯打不好，再由大學填補，那就很難了。
朱熹專門為兒童寫了一編《童蒙須知》，對兒童日常生活中應遵守的道德規(guī)范、 舉止細節(jié)，做了詳細規(guī)定。
在《童蒙須知》中，朱熹從五個方面對兒童提出要求。
首先要衣帽整潔。他說兒童 “要身體端正，衣帽、 鞋襪都潔凈整齊，否則就顯得不莊重，就會被人看不起” 。
第二，說話不要著急，不能大聲喧嘩、 隨便開玩笑。父兄、 長輩教導自己時，要低頭聆聽，不能擅發(fā)議論。如果長輩的話有錯，要先忍一忍，過一段時間后再慢慢陳述、 分辯；在朋友之間也應該這樣。知道別人的錯誤，不要立即聲張，應私下指出，讓其改正。
走路要穩(wěn)穩(wěn)當當，不能一路飛跑、 連蹦帶跳。
第三，要注意環(huán)境衛(wèi)生，經(jīng)常打掃房間，桌椅板凳都要潔凈。文具筆墨和各種用品，不僅要安放整齊，而且要有一定的地方。
第四，讀書寫字，身體要端正。要做到 “三到” ，即 “眼到、 心到、 口到” 。
第五，日常生活中應注意一些小事，例如要早起晚睡，不去危險地方等等。
對于《童蒙須知》，我們應從兩方面看。一方面，這是封建道德規(guī)范的具體化，這些細微而繁瑣的條條框框，約束了少年兒童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例如走路時連蹦帶跳，這是兒童的天性，在這里也嚴加約束，這樣就束縛了他們的性格，進而束縛了他們的思想和熱情，在此后 800 多年的封建社會中起很大的消極作用。另一方面它有不少要求少年兒童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正確學習態(tài)度的內(nèi)容，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大學則是小學的擴充和深入。大學主要是教育學生如何去深究儒家經(jīng)典和自身修養(yǎng)，學習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的道理。朱熹認為， 15 歲以后是讀大學時期。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yǎng) “待朝適用” 的人才，也就是培養(yǎng)為朝廷盡力的知識分子。
朱熹主張教學要采取商討式而不是灌注式。讓學生多實踐，教師的作用只是一個引路人。遇到疑難問題，教師和學生可以共同商量。朱熹還主張 “因材施教” ，人的能力有大小，教育的任務就是根據(jù) “材” 的不同，施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從而使各種人都能成才，這就是 “各因其長而教之者也” 。
從 “學” 的方面說，朱熹很講究讀書的方法。他的讀書思想可概括為六句話：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體會，聯(lián)系自己，加緊努力、 鄭重認真。讀書要一本本地讀，一本書之內(nèi)，要一篇一篇地讀，一定要領會它的意思。他把讀書比喻為 “吃飯” 、 “嚼得爛方可咽下，然后有補” 。讀書要理解透徹，才能有益。
朱熹還認為，讀書必須與自己的生活實際相聯(lián)系，即 “切己體察” ，才能真正理解。
他說： “讀書須要切己體察，不可只當文字看，不可只在書上尋求道理，還要反過來結(jié)合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進行研究、 體會?，F(xiàn)在很多人讀書，不切己體察，只在紙上看，當時讀懂了就行了，這樣能真正理解嗎 ？ ”
朱熹對 “學” 還有獨到見解。他認為 “學不只是讀書，做各種事情也是學” 。這樣他把 “學” 從書本上推廣到社會實踐的各個領域，克服了儒家長期以來只重書本輕實踐的傾向。而且，無論讀書還是寫字，都要 “思” ，也就是說要多動腦子。如果學而不思，就會方向不明，沒有主見。他把學與思的關系比喻為射箭，只考慮射箭的要領，沒有弓箭不行；光有弓箭，不考慮如何射準，也不行。兩者結(jié)合才能學好射箭。
在朱熹浩繁的著作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要算《四書章句集注》了。所謂《四書章句集注》就是《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 《論語章句》、 《孟子章句》四部合成的一部書。為什么說它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部書呢 ？ 因為它統(tǒng)治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思想界、 教育界達 700年之久。在朱熹去世 100 年以后，元仁宗延年間， 元朝恢復了科舉考試，下詔規(guī)定用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考試內(nèi)容。從此，學校里不但要熟背《四書》正文，也要熟記朱熹的注解?？婆e考試要以《四書集注》作為立論的根據(jù)。其影響之深遠，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任何一部書都無法比擬的。朱熹對《四書集注》傾注了畢生精力。10 歲時，就在父親教誨下， “勵志圣賢之學” ， 奮發(fā)努力， 每天認真研讀《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從不間斷把圣人當成自己的楷模。34 歲時，就寫成了《論孟要義》和《論語訓蒙口義》，10 年后又寫下《語孟要義》。在三部書的基礎上，朱熹才寫成《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撰寫《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時，也是 “一年之內(nèi)，改了數(shù)遍，” 直到 60歲時才寫成。
朱熹為什么要在《四書集注》中傾注那么多心血呢 ？ 這是因為，在朱熹以前，科舉考試的主要內(nèi)容是《五經(jīng)》。即《詩》、 《書》、 《禮》、 《易》、 《春秋》。這些經(jīng)典卷卷浩繁，字句艱澀難懂，人們讀起來，本來很吃力；而歷代解釋這些經(jīng)典的著作更是浩如煙海，無窮無盡，人們就是一輩子也讀不完這些書，難怪后人有 “皓首窮經(jīng)” 的感嘆了。如此浩繁而艱澀難懂的經(jīng)典怎么有利于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呢 ？ 再有，《五經(jīng)》中的大部分經(jīng)典在封建社會以前形成，它們的內(nèi)容大多與封建道德無關，即使從漢代以來的歷代儒生們硬把他們和封建道德扯在一起，畢竟牽強附會，漏洞百出。更有甚者，《孟子》中盡然有這種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 對于這些不利于封建統(tǒng)治的話，不作重新解釋怎么行呢 ？
那么，是不是《五經(jīng)》就不用讀呢 ？ 不是。朱熹認為，《五經(jīng)》還是要讀，但當務之急還是要先讀《四書》。因為《四書》是直接的孔孟之道，更便于宣揚封建道德。朱熹把《四書》和《五經(jīng)》的關系作為一個形像的比喻，他說： “《語》、 《孟》、 《大學》、 《中庸》是熟飯，看其它《經(jīng)》是打禾為飯” 。讀《五經(jīng)》就像打米做飯，緩不濟急；而《四書》卻是熟飯，馬上就可以拿來吃。正因為如此，朱熹才不惜傾注一生的精力，兢兢業(yè)業(yè)地做出《四書集注》這鍋應急的 “熟飯” 來，以解救統(tǒng)治思想的危機。
○朱熹之 “理”
朱熹是一流的哲學家，雖然他的哲學思想中有某些消極的東西，但畢竟博大精深。
清代學者黃百家這樣評價朱熹的哲學思想： “至廣大，極精微，綜羅百代。 ” 正因為如此，朱熹的哲學思想才在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這個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 不同的哲學派別有不同的回答。朱熹認為世界的本源是“理” 。這個 “理” 是什么東西呢 ？ 朱熹說：
“比如有一把椅子，有 4只腳，可以坐，這就是椅子的 ‘理’ 。如果去掉一只腳，就不能坐了，這就失去椅子的 ‘理’ 了。 ” 朱熹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 “理” 。他說 “竹椅有竹椅的理，一草一木，一鳥一獸、 事事物物，都有他們一定的理。 ”
朱熹所說的事事物物都有 “理” ，就是說事事物物都有它們的規(guī)律，他說： “比如陰陽五行，錯綜復雜，卻又有條緒，這就是理。 ” 這里所說的陰陽五行，就是指萬物；所說的 “條緒” 就是事物運動、 變化所遵循的秩序，也就是規(guī)律。朱熹認為， “理” 還具有另外的意義，他說：理就是仁義理智。全天下的事沒有一件沒有理。臣侍奉君就有 “忠” 理，子侍奉父就有 “孝” 理。天的理，不過是 “是” 與 “非” 兩方面。朱熹的 “理” 又叫 “道” ，朱熹說：
“道，是古今都要遵守的理，比如父親的慈愛，兒子的孝順，君主的仁德，大臣的忠誠，這是一個公共的道理。 ”
這里所說的 “公共的道理” 也就是人人必須遵守的道理?？梢娭祆渌f的 “理” ，又是約束人們行為的倫理，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準則。
其實，規(guī)律和倫理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他們等同起來。規(guī)律就是客觀事物本來就具有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規(guī)律既不由人創(chuàng)造，也不能由人加以改變和消滅。
但倫理就不是這樣。倫理不是客觀事物本來就有的，它是根據(jù)人們的意志制定出來的。
不同時代、 不同階級、 不同民族就有不同的倫理。
朱熹認為，天是個最為廣大，無所不包的東西，它從來都這樣不停地運轉(zhuǎn)著；它之所以這樣，一定有個主宰者。
這個主宰者，朱熹認為就是那個被立于天、 地、 人之外的 “理” 。
這就是，主宰著豐富多彩而又有規(guī)律的世界的最高力量是 “理” ，人們所說的 “上帝”
是 “理” 的化身。朱熹認為，在天空之上，并沒有一個像人一樣的上帝在那里吩咐這個，安排那個?！对娊?jīng)》和《尚書》中所說的 “帝” 就是 “理” 的別名。在這里，朱熹明確否定了有人身的上帝。不過他又說：
“廣闊深遠的天空，周流運轉(zhuǎn)不停。如今說天上有個人在那里批判罪惡，當然不行，但是說完全沒有一種主宰力量更不行。天地是最廣大的，孕育萬物，一刻不停，這明明是有個像人那樣的力量主宰著。 ”
朱熹認為，這個不是人又像人的主宰力量就是 “理” 。宋朝的哲學家們常常就天地是有心還是無心問題進行爭論。在這一條件中，朱熹雖然有時也說天地有心，但在實質(zhì)上還是傾向于無心論。他說：天地的心不能說是不靈，但不能像人那樣思考問題。 “理”
也是沒有情意，沒有計劃，不能做事的。朱熹認為， “天地之心” 不能像人一樣思考和有情意，這就明確地否定了有神論和上帝創(chuàng)世說，有助于無神論思想的發(fā)展。
在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最早出現(xiàn)的總是有人身的上帝，然后逐漸出現(xiàn)無人身的上帝。我國商周時代的上帝是有人身的。隨著人們對自然世界認識的發(fā)展，有人身的上帝難以被人們相信，統(tǒng)治者逐漸用天來代替上帝。我們知道封建時代的皇帝是人間至高無上的統(tǒng)治者， 幾乎沒有任何人能約束他們的行為。一些大臣只能用有意志的“天” 去約束他、 嚇唬他，讓他改變某些行為。朱熹也曾用自然災害來警戒皇帝。乾道六年夏天，發(fā)生了旱災，朱熹立即上書，指出這是皇帝自私、 宰相專權、 陳諫失職，以及皇帝親小人，疏遠賢臣所造成的。當然這種用 “天” 來嚇唬封建最高統(tǒng)治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朱熹生活的時代，由于人們對自然界認識的進一步發(fā)展， “天” 的意志和感情難于被有識之士接受，于是就出現(xiàn)沒有形跡，沒有情意，沒有思維的一種精神力量— — —理。朱熹的 “理” 雖然沒有人身，卻可以發(fā)怒。他認為天能夠?qū)π猩频娜私迪赂鞣N福祿，對作惡的人降下各種禍殃。這里的天就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天。他還認為，水旱災害、 氣候異常，山崩地震，都是天對人，主要是對皇帝的譴責。對此，皇帝必須修養(yǎng)道德，糾正錯誤，才能使 “上帝鬼神，收還威怒” ，變?yōu)臑橄?。然而，這到底是朱熹真正信奉的哲學觀點呢 ？
還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權宜之計 ？ 這就不好判定了。
在鬼神問題上，朱熹有時否定有人身、 有意志的鬼神， 有時又承認有人身的鬼神。
佛教宣揚 “神不滅” ，認為人雖然死了，但精神魂魄仍存在，可以自由往來，可以轉(zhuǎn)世投生，成為另外一個人。朱熹認為鬼魂并不是 “如今泥塑的鬼神之類” ，只是一種 “氣” 。他舉例說： “當風雨雷電剛剛發(fā)生的時候，這就是神，等到風停雨過，雷電止息， 這就是鬼，地上的神只不過是萬物發(fā)生、 山河生云之類的現(xiàn)象。 ”
在這些地方，朱熹接近了無神論。但是，在祭祀這件事上，他又承認了鬼神的存在。
他說： “雖然一生一世終歸要消散，但也不能都散盡，所以祭祀時，祖宗的 “氣” 就會有感而來。世代離自己遠的祖宗，由于祭祀者是他的子孫，他們的氣是相通的，所以也會有感而來。這就是說，雖然人死了，但 “氣” 還沒有散盡，因此，可以通過祭祀，以子孫之氣 “感通” 先祖之氣，就可以呼召來他們的氣聚集在家里。人死了，精神消滅，知覺功能也隨著消失，這是無神論的觀點；人死了，精神還存在，知覺功能也存在，這是有神論的觀點。 ”
宗法世系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因此祭祀祖先也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一件大事，忽視不得。從皇帝到庶民，無不如此。如果徹底否定了鬼神的存在，就等于否定了祭禮祖宗，從而否定了宗法世系；否定了人能夠與天地 “感通” ，就等于否定了皇帝祭祀天地的活動，從而否定了皇帝是老天爺?shù)膬鹤舆@一不容動搖的信念。這樣一來，就無異于否定了中國封建社會，這對于強調(diào)忠、 孝的朱熹來說是絕對做不到的。但朱熹畢竟是一位哲學家，對于把那些鬼神形象得像真人一樣活靈活現(xiàn)的迷信，就不留情面地斥為 “胡說” 。
這反映了朱熹身上不可避免的時代的局限和他內(nèi)心的矛盾。
理學追求的目標是領悟萬事之理，從而成為圣人。在如何領悟萬事之理上，理學有“漸修” 和 “頓悟” 兩種觀點。漸修，指的是長期的學習和個人修養(yǎng)。頓悟，指的是一下子突然明白。程頤曾經(jīng)向往過 “言下即悟” 的境界，就是通過一兩次談話，甚至一兩句警語就能成為圣人，上面這兩種觀點都起源于佛學。
朱熹是反對頓悟說的，他指責這種方法使人顛狂糊涂，放棄學習，是 “今日學者之大病” 。朱熹主張，人的道德修養(yǎng)和知識學習只能 “銖積寸累” ，一點點地積累，一步步地向前。他認為，不經(jīng)過廣泛的學習，就想得到什么根本的道理，那是辦不到的。他說： “學者要學習各種知識，然后把這樣的知識四面湊合起來，才能從中發(fā)現(xiàn)根本的道理。不廣泛地學習各種知識，只想得到什么根本的道理，那只是空想。 ” 朱熹主張廣泛地學習知識，他說： “上邊是天，下邊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 人物禽獸，在這許許多多事物中，各自都有個道理，所謂學習，就是要通過對這些事物的研究，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 朱熹還認為，不僅要廣泛地學習，還要深入地學習，他說： “對某一事物，我們弄明白了它的一層意思，就會發(fā)現(xiàn)里面又有一層意思。學習就是一層一層地不斷地學，最終會有極盡的時候。 ” 這是說，人對事物的認識，一層一層地不斷深入，最后有 “極盡” 的時候。
人的認識不斷深入，這是對的；但說人的認識有 “極盡” 的時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不妥當?shù)?。列寧說： “認識是思維對客體的永遠的、 沒有止境的接近” ，是沒有窮盡的。
朱熹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 運動、 變化都是因為有一種獨立于天、 地、 人之外的精神力量，這種思想，在現(xiàn)代哲學上被稱為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在朱熹時代還盛行著一種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陸九淵。
陸九淵曾用簡明的話概括他的思想。他說： “宇宙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 ，在陸九淵看來，人的主觀意識 “心” 主管天下萬事萬物，萬事萬物統(tǒng)統(tǒng)是 “心” 的產(chǎn)物。朱熹和陸九淵就如何獲得真知的問題進行了一場哲學思想的辯論。這就是中國哲學史上有名的 “鵝湖之會” 。淳熙二年四月，呂祖謙從浙江來訪朱熹。到崇安后，呂就住在朱熹的寒泉精舍中，和朱熹共同研究二程的著作，選取語錄 622 條，編成一部《近思錄》作為理學的入門書。十天后，呂祖謙回浙，陸九淵和其兄陸九齡等人應邀來鵝湖聚會共同討論理學中的問題。
在討論會上，陸九淵曾寫過一首詩批評朱熹的學說支離繁瑣。朱熹很不高興，于是散會，各自休息。接著又辯論幾天，朱熹主張要廣泛地學習，一點一滴地積累，才能獲得真知。陸家兄弟卻主張要發(fā)掘出人心中本來就有的靈感，然后再讓這種靈感發(fā)揚光大，去印證天下萬物。朱熹認為陸九淵頓悟式教育過于簡約，而陸九淵卻認為朱熹漸修式教育過于繁瑣，雙方意見很不一致。結(jié)果這次辯證，誰也沒有說服誰。朱熹和陸九淵雖各堅持自己的信仰和學說，互不讓步，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友情和互教。
“存天理；滅人欲” 是朱熹提出的一個著名政治主張，這是他客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重要體現(xiàn)。什么是天理呢 ？ 朱熹認為，天理就是君仁、 臣忠、 父慈、子孝、 夫唱婦隨等封建社會倫理，它們都是天賦于人的，是本來就應當如此的，是永遠不變的。什么是人欲呢 ？ 人欲就是人的耳、 目、 鼻、 口、 四肢的欲望，比如耳對于音樂、 眼對于美色，鼻對于芳香，嘴對于變味，四肢對于安逸等。朱熹又稱這些欲望為 “物欲” 或 “私欲” 。他說： “比如夏天應穿葛衣，冬天應穿裘衣，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這是理所應當?shù)?。但是葛衣一定要精細的，食物一定要精美的，這就是人欲了。 ” 有人問他： “飲食這類事，什么算是天理，什么算是人欲 ？” 朱熹說： “吃飯喝水，這是天理，要求美味，這是人欲。 ”
朱熹對天理人欲還有另外一種解釋，他說： “對同一件事，正確的做法就是天理，錯誤的做法就是人欲。 ” 比如：視、 聽、 音、 動這是人們共同行為，對不合禮的就不看、 不聽、不說、 不做，這就是天理，反過來就是人欲。
一言、 一語、 一動、 一坐、 一立、 一飲、 一食，都有是非。是的就是天理；非的，就是人欲。合乎禮的就是天理，不合禮就是人欲。這就是說，天理就是封建的等級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 — —禮。[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wǎng) 名人傳記
朱熹說，如果人想穿得美一點，吃得好一點，就是人欲。那么統(tǒng)治階級穿得好，吃得美，這算不算是人欲呢 ？ 朱熹對天理人欲的后一種解釋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他說合乎 “禮” 的就是天理，不是人欲、 私欲。封建社會的 “禮” 對統(tǒng)治階級中各階層的享受都有規(guī)定，如果你的物質(zhì)享受合乎 “禮” 的規(guī)定，那么，即使你穿得多么漂亮，吃得多么精美，也是合于天理的。朱熹 “存天理，滅人欲” 理論的產(chǎn)生，有它深刻的時代背景。
宋王朝建立在唐末農(nóng)民大起義和五代的分裂割據(jù)之后。在長期的割據(jù)局面中，那些貴族、 官僚、 軍閥們，完全拋棄了禮義廉恥，儒家長期標榜的 “忠義” 掃地。在這種情況下，迫使那些關心封建社會命運的人不得不進行思考。朱熹 “存天理，滅人欲” 理論就這樣經(jīng)過近 200 年的思想理論醞釀之后，適應著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了。他之所以提出這個主張，是為了讓整個社會的人都安于各自的社會地位，從而使社會維持在一個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上。對于廣大農(nóng)民，要讓他們安于貧苦的生活，不要犯上作亂；對于統(tǒng)治階級，也要讓他們把物質(zhì)享受納入 “禮” 的框架中去。這個 “禮” 是一套繁瑣而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人都要按各自等級的規(guī)定獲得物質(zhì)利益，不能超越。對于封建社會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朱熹也同樣要求他 “滅人欲，存天理。 ” 他要求皇帝不要縱欲，不要淫逸，即使有一個企圖越 “禮” 的念頭，也要謹慎地檢查意見，嚴肅的克服它。然而 “存天理，滅人欲” 的信條并不能遏制農(nóng)民的反抗，當農(nóng)民生活極端困苦，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會揭竿而起，爆發(fā)起義。朱熹以后近 700年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個信條確實遏制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犯上作亂的篡弒行為。在我國歷史上，從漢朝一直到隋唐五代，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篡逆、 禪代屢屢發(fā)生；臣殺君、 子殺父、 弟殺兄的事層出不窮。南北朝時的宋朝皇帝劉昱，竟然被他的大臣，仆從們割下頭來，像扔皮球一樣扔到領軍府的院子里。朱熹 “存天理，滅人欲” 理論產(chǎn)生以后，不僅沒有了弒君、 篡逆，就連冠冕堂皇的 “禪代” 也看不到了。
○博大學問
在很多人眼里，朱熹這位理學家大概是一個表情單調(diào)、 生活枯燥的老儒生。其實，朱熹不僅博覽群書，深研經(jīng)典，而且興趣橫逸，所學不拘一格。他不僅是一位一流的哲學家、 教育家，而且對經(jīng)學、 史學、 文學、 佛教、 道教、 音樂、 書法、 繪畫乃至自然科學、 陰陽卜筮，幾乎無所不學，無所不通，其成就斐然，令人嘆為觀止。
凡是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認為曹操是一個大奸臣，無惡不作。但在《三國志》里面，曹操卻是一位胸懷大度、 叱咤風云的英雄，并被尊稱為皇帝；而劉備、 孫權只當作兩個割據(jù)政權的首領。一直到北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鑒》，還以魏為正統(tǒng)皇帝，把蜀、 吳當割據(jù)政權。
什么是 “正統(tǒng)” 呢 ？ 古人認為，凡有正當?shù)睦^承系統(tǒng)和繼承理由的政權、 皇帝或思想、 學說都算是 “正統(tǒng)” 。那么，又是誰最早把劉備作正統(tǒng)皇帝，而把曹操作奸臣呢 ？ 這個人就是朱熹。
朱熹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歷史學方面發(fā)表了許多不同凡響的論著。他曾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改編為《資治通鑒綱目》，主要原因就是《資治通鑒》沒有把正統(tǒng)思想放在突出地位，這不利于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所以朱熹對《資治通鑒》批評最多的是三國對峙時期的歷史，沒有突出劉家的正統(tǒng)地位。朱熹大力提倡 “正統(tǒng)” 的目的在于發(fā)揚抗金的決心，振奮民族志氣， 從而扭轉(zhuǎn)宋朝廷人心士氣委靡不振，邊境戰(zhàn)備松松垮垮的危機。后來羅貫中創(chuàng)作小說《三國演義》，奉劉備為正統(tǒng)正是來源于朱熹的思想。
朱熹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僅要看到他做事的動機，尤其要看到他為社會做過什么事。他主張在學習歷史時，一定要獨立思考，破除迷信。對于那些明顯不合情理的歷史記載要敢于懷疑，這是因為古人有時把傳聞當作真正的歷史。朱熹很佩服漢朝的大歷史學家司馬遷，他說司馬遷 “才能高，見解高。 ” 但他對《史記》中的某些記載仍敢懷疑。例如《史記》里記載：戰(zhàn)國末期，秦國在長平坑殺了趙軍 40 萬，朱熹認為這是不可信的，其中必有失實之處。他說： “長平坑殺40 萬人，這是司馬遷說過頭了，不可信。趙國打了敗仗是有的，但是趙國兵將都是身經(jīng)百戰(zhàn)之士。難道 40 萬大軍肯束手受死嗎 ？
這記載是決不可信的。 ” 又如史書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殺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之后，他的父親李淵(當時還是皇帝)目睹慘禍，卻還心安理得地去泛舟作樂，朱熹認為此事不可信，他說： “一件如此重大的事情，兄弟相殺如此殘酷，作父親的怎么能如此安然無事呢 ？ 其中一定有不可相信的地方。 ” 這種獨立思考，不迷信古人的精神，對一位歷史學家來說是很可貴的。
朱熹從他的理學倫理出發(fā)，評價歷史人物一直以 “忠孝節(jié)義” 為標準。他認為： “人生活在天地中間，用來作人的標準不過是忠、 孝兩字，這是天下重要的道德，不能一刻忽視它。 ” 但是朱熹沒有因此就不顧歷史人物的功績而作純道德評價。例如，他對本朝皇帝的評價就沒有被 “忠” 的倫理所束縛。他對本朝的皇帝大多持批評態(tài)度，即使被人頌揚為仁德之君的仁宗皇帝，他也敢于批評，他說：
“仁宗皇帝立志使國家富強，又不滿足于小康局面想要有政治上的壯舉。但是他天性仁慈，不會用人，官員突然升遷又突然降職，所以他始終沒有做成一件大事。 ”
對于毫無政治才能的徽宗、 欽宗二帝，朱熹十分鄙視，認為他們 “沒有一項政治措施是對的。 ” 指責徽宗在對金國的外交大事上不講信義， “先與金主阿骨打盟誓，雙方都不許接受對方的叛降者。在這件事情上連金人都能遵守信義。而我們卻違約失信，給了金人進攻我們的借口。 ” 指責欽宗正邪不辨、 軟弱無能， “對于臣下的善惡正邪，辨別不分明，又沒有剛強果敢的手段。 ” 對事實的尊重使朱熹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使他成為一位有成就的歷史學家。
美國的科學家 RA 尤里達說： “現(xiàn)今的科學大廈不是西方獨有的成果和財產(chǎn)， 也不僅僅是亞里士多德、 歐幾里德、 哥白尼和牛頓的財產(chǎn)，其中也有老子、 鄒衍、 沈括和朱熹的功勞。 ” 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wǎng) 名人傳記
的確，朱熹在中國科學史上也應占有一席之地。在宋代，我國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新的高峰，火藥、 指南針、 活字印刷三大發(fā)明，都產(chǎn)生于宋代。北宋時進行了五次大規(guī)模的恒星位置觀測。后來董裳利用這些資料繪成星圖，現(xiàn)仍保存在蘇州石刻天文圖中。
朱熹博覽群書。對自然科學作過比較廣泛和深入探討。他對古代醫(yī)學經(jīng)典《黃帝內(nèi)經(jīng)》、 張衡的《靈憲》以及歷代天文地理知識，都有廣泛的涉獵；對沈括的《夢溪筆談》和張載的《正蒙》鉆研尤深。他在自然科學上的卓越見解主要集中在地質(zhì)學和天文學上。
朱熹在地質(zhì)學方面有一個重要的見解，就是根據(jù)高山有螺蛙殼化石的現(xiàn)象，推斷此山遠古應是海域，從而發(fā)現(xiàn)地質(zhì)變遷、 滄海桑田的科學原理，他說：
“我曾經(jīng)在高山上見過螺蛙殼，有的長在石頭里，這些石頭就是以前的泥土。螺蛙生長在海、 河的泥沙中，如今卻在高山的石頭里，這說明高處可以變成低處，低處可以變成高處。天地哪能一成不變呢 ？ 現(xiàn)在登上高山眺望群山，都呈波浪的形狀，這是水的沖擊使它們這樣。 ”
朱熹根據(jù)地球上海域可變成高山，泥土可以變成堅石的現(xiàn)象，得出 “天地哪能一成不變” 的結(jié)論；他還指出，這些巨大變化 “都是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 這就是說，天地是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天地之間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而且這些變化是自然運動造成的，并不是什么先天的 “理” 造成的，這就突破了他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近代地質(zhì)學家章鴻釗評論說： “這種思想雖不完全精確， 卻是地質(zhì)學萌芽應有的觀念。 ” 他又說：
“中國最重利用厚生(指利用自然使生活富裕) ，唐、 宋時人已頗是純粹的地質(zhì)觀念，朱子的思考尤為敏銳。故所語往往頗中肯。 ” 這就給朱熹的自然科學思想很高的評價。在天體學方面，朱熹持月體常圓無缺之說，他說： “月球本是渾圓無缺的，只是常受日光的部分是亮的。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亮的西邊部分是亮的，人在地上看，只看到月的左弦光。十五天的太陽在地下，它的光從地的四邊射出，月受到日光才亮。月亮本身沒有圓缺，只是人們看到它有圓缺。 ”
在這里，朱熹有三個很有價值的思想，第一，他認為月球本身是常圓不缺的，人有時看到它缺了，那是因為受光狀況不同造成的。第二，月球本身并不發(fā)光，是 “受日光” 后才有了光輝。第三，他認為日既可在地上的空中，又可在地下(地球的那一面)的空中，已經(jīng)初步認識到星球運轉(zhuǎn)的道理。朱熹在講學中，不僅僅是社會科學，而且常常涉及自然科學，如天體學、 地理學、 動物學、 植物學、 醫(yī)學等。朱熹自己還很喜歡科學試驗，據(jù)《宋史》卷 48 記載，朱熹家里曾收藏一套 “渾儀” ，這是北宋時蘇頌發(fā)明的一套水力轉(zhuǎn)動從而形成一個齒輪系統(tǒng)的天文儀器。朱熹曾利用這套渾儀 “頗考水運制度” ，致力于恢復蘇頌的水力運轉(zhuǎn)裝置。他還曾用木板制造過一幅 “華夷地圖” ，把地形的凹凸情況刻在木板上，這些都體現(xiàn)了朱熹的科學實踐精神。
按照宋代理學家的風氣，作學問必須在儒家的經(jīng)典范圍內(nèi)，對于其它知識則一概視為雜學，都要棄而不問，即使是文學、 史學這樣和儒學較近的學科，也被視為旁雜之學，所以理學家被控有拘束枯燥之嫌。朱熹則不然，他力主博通、 興趣橫逸，他的學問幾乎無所不包。朱熹深通樂律，自己也善彈琴。當時有許多道士的琴都彈得很好，朱熹樂于和他們往來。曾經(jīng)有個姓周的道士帶著琴去拜訪朱熹，正趕上朱熹服喪未滿，按照當時的喪禮，是不能聽音樂的。朱熹很遺憾，事后說： “我一看他的相貌，一聽他的言談，就知道他對于琴藝有很高的造詣。 ” 未聽琴聲，只憑察言觀色，就知道對方的琴藝，如果朱熹沒有很高的琴藝是絕對辦不到的。
朱熹曾謙虛地說過自己如何學琴，他說：
“我曾經(jīng)學過彈琴，開始時只是亂彈，以為學會了再依照規(guī)則彈，其實不是這樣，以后我始終沒有學好。 ”
朱熹《文集》卷 66有《琴律說》，專談琴律，上自司馬遷的《史記》，下至沈括的《夢溪筆談》，博古考今，分別雅俗；《文集》卷 63《元吳士文》一文，從論琴藝進而論樂律， 全文長達 3000 余字，可見他對琴藝、 樂理的精深。
朱熹在書法上也頗有造詣。他對書法的喜好，是與他父親的熏陶分不開的。他父親朱松從小酷愛王安石奏稿的手跡。朱熹對這篇奏稿的書法愛不釋手， 大加贊嘆，他說：
“我特別喜愛末尾的那三行字，語氣凌厲，筆勢上下飛舞，還能從中看出他那跨越古今，旋轉(zhuǎn)宇宙的氣概。 ”
能從一個人的書法中看出他的胸懷、 氣度，可見朱熹書法造詣之深。
朱熹有不少手稿遺墨流傳至今，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手筆《歸去來辭》。明人晏寧對這篇書法推崇備至，他說： “頗具筆勢遒勁，天機逸發(fā)，如拔藤配木(喻蒼勁古樸) ，云舒霧斂(喻舒展灑脫)當為公平生所書第一帖。 ”
又有墨跡《易經(jīng)·系辭》，由他的學生蔡元定刻碑于湖南常德，真跡已流于日本。今人楊震方評論說： “字大五、 六寸，用筆豪勁，精彩四射，與流傳的朱熹書法風格不同。 ” 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wǎng) 名人傳記
《大學感問》手稿，《論語集注·顏淵》注稿及《致表舉程允夫函》，均系行書，其筆勢清竣遒勁，變化多姿，筆走龍蛇，一氣呵成，絲斷意連，情趣無限。
泉州開元寺上匾上書寫的 “正氣” 二字，是楷書，筆勢雄健，沉厚闊大；南平西林寺匾上的 “鶯飛魚躍” 四字，雖是楷書，但字體圓潤活潑，正像鷹飛魚躍一樣。
朱熹還是一位書法評論家，他評論米芾的書法說： “米老的書法就像天馬脫韁，追風逐電，不能用驅(qū)馳的節(jié)奏來限制它，其要點是揮灑痛快，我的這一卷尤為奔放飄逸。 ”
朱熹還酷愛古代鐘鼎上鑄刻的古文字和歷代石刻文字。由于小時候他家里生活不富裕，買不起這類拓本，只有一部歐陽修編的《集古錄》，朱熹常常把它拿出來，把欣賞書里的古文字當樂趣，看得入迷時，仿佛手摸到鐘鼎和石刻上真的古文字一樣。過后，又遺憾自己由于貧窮，居住偏遠而得不到古文字的拓本，有時甚至整天睡不好吃不香。27歲那年，他任同安主簿期滿，到了泉州，得到一部趙明誠的《金石錄》，愛不釋手。這時，加上父親的收藏和自己收集的拓本、 橫幅已經(jīng)有幾十種，都是有價值的古文字。朱熹把它們懸掛在房屋的四壁上，無論是坐、 臥、 踱步，都不離眼前，對古文字簡直入了迷。
朱熹在繪畫上也有很高造詣，明朝人朱繼儒說朱熹的畫深得吳道子筆法。吳道子是我國唐代著名的大畫家，能深得他筆法的人，其繪畫技藝想必是很高的。1974 年在福建省建政城關豪棟街一個社員家里發(fā)現(xiàn)一塊刻有朱熹自畫像的石碑。上面刻有 “對鏡寫真題” (詞)的自警的文字。寫真，就是我們今天繪畫所說的寫生。據(jù)考證，這幅自畫像畫于光宗紹熙元年正月，當時朱熹已經(jīng) 60 歲了。這幅自畫像是半身像。線條流暢，結(jié)構合理，人物表情詳和， 年齡也和當時的朱熹相當。朱熹晚年時， 同鄉(xiāng)人造聚星亭，要在照壁上畫東漢時的賢人荀淑和陳軍的故事。朱熹因為年紀大了，不能親自動筆，所以寫信給朋友鞏仲主，希望他能為自己找一個擅畫的高手來。這時的朱熹雖不能親自動筆，卻在信中詳細闡述了自己對這幅畫的構思和布局的看法，他說：
“這幅畫如果分成兩部分，那么前一部分應畫陳軍坐著牛車在路上，他的兒子等陪同前來。后一部分應畫荀淑的兒子荀靖在門前迎接，然后是荀淑與客人對坐、 飲酒，他的七個兒子在一旁侍候。荀靖本來在門外迎客， 客人入席之后， 他就不應該在門外站著，也要畫他侍立在父親身邊。兩部分之間，又應當再畫些山石樹木來分隔。如果只畫作一部分，那么就畫陳軍乘車來到門前，荀靖在門外迎客，他的七個兄弟扶持、 跟隨著父親荀淑來到庭院中，荀淑的孫子荀也跟在后面。 ” 對一幅人物眾多、 布局復雜的繪畫能有如此精當?shù)臉嬎?，也可以間接地反映朱熹的繪畫技藝和修養(yǎng)。
朱熹還酷愛旅游，他一生喜愛山水泉林、 古跡名剎，他的足跡遍于閩、 浙、 贛、 湘等名山勝景，并有很多題詩留存。民國時的《福建通志》說他自稱紫陽，雖然衣食常常不足，但是天性活潑，常常把自己的情懷寄托在山水風景之中。南康的廬山、 潭州的衡山、 建州的武夷、 福州的石鼓、 鳥后山，他都去游覽過。朱熹早年在任泉州同安主簿期間，曾和傅安道游覽南安縣九日山金雞峰，他們上登險峰，下泛輕舟，玩得興起時，朱熹不禁迎風高呼： “真痛快啊 ！” 滿滿斟上一杯酒，手敲船槳唱起了《楚辭》中的《九章》，聲調(diào)高昂，溪中的魚也隨著跳躍，棲息的鳥驚起飛鳴。這時的朱熹完全是一個豪情滿懷，生氣勃勃的青年，哪有一絲理學家的枯燥呢 ？
朱熹 38 歲那年，在學生厄念德、 林用中陪同下， 8 月初由崇安啟程前往湖南岳麓書院去拜訪主持者張拭。順便游覽南岳衡山。8 月到達長沙，在書院住了 7 月，然后與張拭同游衡山。11 月 7日，他們從長沙出發(fā)，4 天之中，經(jīng)方廣巖，登上封，攀祝融，到達衡山頂峰。他們在山上住了 3 天，朱熹的興致極高，曾經(jīng)賦詩以抒性。
三月山行風饒林，天寒歲暮客愁深。
心期已誤梅花筆，急雪無端更滿襟。
朱熹一生或游或講學，雖幾次出仕，卻時時寄情山水，不慕榮利，使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學士，思慕景仰，尊稱他為朱子。
縱觀朱子一生，出仕就要安邦定國；著述就要流傳千古，可謂是一個人格比較健全的一代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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